时光荏苒，岁月悠悠，一晃六十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我对金沙集团1862cc的前身——北大政治学系的怀念，相反，却越发清晰六十年前，在办公楼二楼礼堂，政治学系60级举行开学典礼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重现在我的眼前。系主任李普先生、副主任赵宝煦先生、党总支书记张侠，他们在会上，强调政治学系的学生，一定要多读书，要在理论上下功夫，读马列主义原著，要夯实理论基础，练就理论基本功。政治学系要求我们读原著，悟原理，一辈子受用。

初读原著，摸不着门

　　1960年9月，是党把我送进了金沙集团1862cc政治学系。我是一个铁路装卸工的孩子，在上海铁路中学学习时，对政治、哲学很感兴趣，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但没有认真读过，他们有些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标志——《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雇佣劳动与资本》、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典范——《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方法的典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法兰西内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哥达纲领批判》；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政治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进一步，退两步》《伟大的创举》《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阶段》《论粮食税》和《论我国革命》；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等，这些书，非常陌生，连书名都没有听说过。

　　赵宝煦主任经常跟我们说：“政治学系的学生将来要做理论工作，就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读书就要不折不扣地读原著。”并要求我们正在五年中：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集）、《列宁选集》（四卷集），要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集），我到老虎洞海淀新华书店购买了这些书。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件大事，也正是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我们结合《中国共产党史》专业课学习，潜心逐篇阅读。

　　说实在的，读《毛泽东选集》，还好一些，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非常发怵，时代背景不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不知道，很多名词、典故，一窍不通，摸不着门。如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之作——《自然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思想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的反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恩格斯思想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一直爱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很贫乏，根本就读不进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时间、空间、宇宙理论，有物质、运动、生物进化等学科理论，还有很多化学、物理公式，更有艰深晦涩的句子，读起来云里雾里，不知其云，特别费脑子，特别累心，怎么也读不进去。读一遍就想放弃。

　　后来，赵宝煦主任经常开经典著作辅导讲座，加上颜富明、杨荫滋教授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李石生教授讲《十月革命史》，历史背景有些熟悉了，又查阅了很多相关参考资料。对经典著作阅读才慢慢爱读起来，但，对经典作家的思想内涵，文章的实质，还是一知半解，更多的领会，还是在日后的教学、科研活动中，慢慢领悟，才有所提升的。

　　《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我们是结合《中共党史》课程学习展开的，这门课是张俊彦教授主讲，也是我们专业主打课程，为我们以后做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了学习《毛泽东选集》，1963-1964学年，系里专设了每周4学时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由李普、肖超然、张俊彦、沙健孙、李景鹏、梁柱等教授轮流讲授，各有千秋。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如果说，我们在理论上有所长进的话，完全得力于，北大一些著名教授给我们本科生上课。除上述本系教授讲课外，例如：法律系的张国华、张宏生教授讲《政治学说史》，龚祥瑞、王哲、罗豪才教授讲《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程鹏教授讲《国际法》，历史系教授张寄谦讲《中国通史》；刘方域、钱淦荣、王茂湘教授讲《政治经济学》，程道德、刘升平教授讲《法学基本知识》；郭罗基教授讲《哲学》，彭燕韩、宋文坚教授讲《逻辑》，赵宝煦、樊公裁教授讲《政治学》；中文系教授马真讲《汉语习作》，乐黛云教授讲《汉语写作》等等，我们在政治学系学习五年中，绝大部分课程都是教授执教。当今，要提高教学质量，要培养出人才，教授上第一线，给本科生上课，这种教风，应该提倡和发扬。打基础，就要教授亲临课堂传授真经，就需要教授直接点拨，这个北大的好传统，好教风，不能丢。

我们班的好学风

　　我们深知，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和成就都是书铺就的。

　　首先，我们班54名同学（后来有两人退学，实为52人），为了学好理论，无论什么课程，大家都准时去听课，而且很多人，提前去占位子，坐第一排，都怕落下课来，到课率、听课率都很高，没有听说有逃课的，相反，我们有不少同学还利用课余时间，到法律系、历史系、经济系、哲学系、中文系去“蹭课”，勤奋好学的学风，在我们班蔚然成风。

　　为了学好理论，就要有好的读书环境，图书馆是第一选择，然而，60年前，金沙集团1862cc图书馆条件较差，那时候，北大图书馆是接承原燕京大学的图书馆（现为北大档案馆）的旧馆而成，现在图书馆西楼，是1974年新建的图书馆，现在图书馆的东楼，更不用说那是百年校庆前建成。那时候，文史书籍，在现在的文史楼三楼，报刊阅览室原址在现在的电教楼的一栋矮小两层楼内，理科阅览室，文科教师阅览室等，都分散在一些平房中。我们自习，都是找空闲教室自习，下一节有人上课，就得挪地，来回找自习的地方。

　　60年前，我和曹其全、董志立、朱士高、田凯荣、王继宪、李学文等同学，经常一大早相约到文史楼三楼文科阅览室，或者小东门文科教师阅览室（早已撤除）去占位子自习。这些地方往往也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后来学校按图书馆的座位号发牌，一个班一个牌，我们只好轮流去图书馆。没有座位号牌，我们只好到一教、二教、文史楼一二层打游击自习。无论刮风下雨，都去空闲教室自习，我们基本上是三点一线，即宿舍—图书馆（教室）--饭厅。我们团小组还组织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交流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我自己做了很多经典著作学习卡片，写读书笔记，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王国文同学好钻研，是我们班理论水平较高的佼佼者，大家戏称他是“小王明”。班内好读书的风气，促使我要跟上大家，不能掉队，在北大政治学系学习五年中，我除了去过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外，八达岭长城、动物园、香山、天坛、北海公园等处都没有去游览过，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

读经典，受益终身

　　要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读经典，悟思想，自我革命，不断提升自己。

　　读经典，首先要学习经典作家的革命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之所以背叛自己家庭，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创建了无产阶级解放学说，为人类解放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是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立场使然；列宁1917年秋，为了避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逮捕，他秘密隐藏在当时的彼得格勒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所茅草屋里，为继续领导武装起义做准备工作，并写下了光辉著作《国家与革命》，也是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使然。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有六位亲人牺牲，没有动摇他为革命的决心，也是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立场使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为教育，做点事，这是我读经典著作，一辈子要学习的最主要要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阶级性”“革命性”“实践性”“批判性”。“实践性”就是在于理论结合实际，在于运用。我们班在“九评”学习中，就用《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十大关系》等著作的相关理论观点，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我们在北京朝阳区东坝公社、平谷东高村公社、门头沟军庄公社参加社教运动时，就学习《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访贫问苦，调查研究，用经典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也就是它的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认真研究后，对其正确的、科学的、唯物论加以“扬”之，对其唯心论的一面给以“弃”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批判，也是建立在熟读费尔巴哈著作的基础上，才能全方位进行批判；恩格斯花了两年多时间，写下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文章，严厉地批判了杜林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和庸俗政治经济学；揭露了杜林假社会主义的实质，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德国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将这些文章陆续发表。1878年7月，才印成单行本，这就是著名的理论巨著——《反杜林论》。

　　而现在有些人，不读马恩著作，就认为经典著作“过时”了。还有的人不读毛泽东原著，人云亦云，大搞“非毛化”，批判毛泽东。他们一旦读了《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之后，才幡然醒悟，“毛泽东思想如此高深”，“毛泽东如此高屋建瓴，是一位天才的预言家。”不读原著，不作研究，不经思考，拿起来就批，这是一种十分浮躁的作风，是对人、对历史、对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作风，必须抛弃。

　　还有，读经典，坚定信仰。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魂。理论上的坚定，才能指导革命的行动。经典作家理想信仰的坚定是我们的榜样，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钙”，就是软骨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滋养了我，我一直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1965年在北大国际政治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1966年2月，在社教运动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大长期坚持在政治理论课教学第一线，在马言马，在马信马，在马传马，我一直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民主党派史》等教学科、研工作，稍有点成就，都源于读原著而来，而我们授课、科研写文章，都是对经典著作的再学习、再理解和运用。60年来的体会：北大政治学系教我读经典，使我终身受用。

1960年江长仁在未名湖畔

同宿舍同学左起张忠有、马国泉、江长仁、李学文、高金海、史春和

1960年部分同学在未名湖畔，前排左1江长仁

附：个人简历

　　江长仁，1938年3月出生于湖北武汉市黄陂区。1965年7月毕业于金沙集团1862cc国际政治学系，后留校任教50余年；1992年9月评定为金沙集团1862cc教授；1992年任金沙集团1862cc教务处副处长。退休后曾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教务处处长。1965年毕业后，一直在北大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民主党派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教学工作。1984和1999年两次荣获金沙集团1862cc教学优秀奖；曾获北京市德育先进工作者、金沙集团1862cc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优秀工会干部奖；2010年荣获“北京市万名孝星”称号。2023年11月荣获金沙集团1862cc老有所为“乐为之星”。著作有《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毛泽东思想概论》（人大版，12次重印）《毛泽东思想概论》（全国自学考试武汉大学版）《中国革命史简编》（部分）《三·一八惨案始末》《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大英烈》（一、二、三辑，主编之一）《金沙集团1862cc志》（部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等10余部；发表《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人民日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论文20余篇。